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主能担当君主的重任，臣子能尽臣子的职责，政事才能安定，百姓也会勤勉修德。强调君臣各司其职的重要性，蕴含“职责分明”的政治智慧。

《尚书・说命》载傅说对武丁之言：“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语虽出于三千年前的殷商，却如青铜彝器上的铭文般，刻画出中国政治文明中 “职责分明” 的核心智慧。所谓 “克艰”，非畏难而退，而是明了权柄背后的重负 —— 为君者知为君之难，为臣者知为臣之艰，上下各守其分，各尽其责，方能政通人和，使百姓感戴德行。这种对君臣权责的深刻认知，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基石。

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殷商以降，“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的思想逐渐取代神权崇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从鬼神转向人间责任。《尚书・伊训》言 “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已暗含君臣各有其职的意识。傅说所谓 “克艰”，正是将政治身份转化为伦理责任：君主之 “难”，在于代天牧民，需 “懋昭大德，克勤小物”（《尚书・康诰》），如商汤 “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以德行凝聚天下；臣子之 “难”，在于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微子》），如伊尹 “格于皇天”，以辅弼之责匡正君德。

这种职责分野在周代形成制度性表达。《周礼》以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 为纲，构建起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 等六官体系，使 “各守其职，不得相奸”（《韩非子・难一》）。孔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正名思想，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哲学升华 —— 唯有君臣各安其位，不越权，不懈怠，方能 “政者，正也”。

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克艰” 二字，道破权责关系的本质：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历数商代先王 “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正是强调君主须以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之心对待权柄。反之，若君主 “荒弃厥政，颠覆厥德”（《尚书・微子》），如夏桀 “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则必致 “天用剿绝其命”。

臣子之 “克艰”，在于 “以义持正，以道事君”。伊尹放太甲于桐宫，非以下犯上，而是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尚书・咸有一德》），以职责为绳墨；诸葛亮《出师表》言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正是臣子克艰的千古写照。《韩非子・有度》所谓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并非盲目服从，而是 “守职循业，不敢损益”，以专业能力践行责任。

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职责分明的政治智慧，在历代治世中化为具体制度。汉代设三公九卿，“大司马掌武事，丞相掌民事，御史大夫掌监察”，各有专司；唐代三省六部制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形成权力制衡。这些制度的核心，是避免 “主过予，臣过取”（《管子・君臣上》）的权责失衡。

治道运行中，“克艰” 体现为对越权与怠政的双重警惕。《论语・子路》记子路问政，孔子答 “先之劳之”，又曰 “无倦”，正是要求为政者率先垂范，不懈于职。汉文帝 “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是君主克艰；汲黯 “犯颜直谏，守节死义”，是臣子克艰。二者相得，方有 “文景之治” 的 “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史记・平准书》）。

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古代政治智慧的终极目标，是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君臣各司其职，本质是为 “养民”“教民”。《尚书・大禹谟》言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君主克艰，在于 “视民如伤”，如周宣王 “内修政事，外攘四夷”，复兴周室；臣子克艰，在于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推行新政。

这种民生关切，使职责分野超越了权力游戏，成为 “通上下之志” 的纽带。《孟子・离娄上》言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强调君臣各守其道，最终指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社会理想。当 “后克艰” 与 “臣克艰” 形成合力，百姓自能 “敏德”—— 即感于德化，归于善道。

从殷商的甲骨铭文到周代的典章制度，从孔孟的伦理思辨到汉唐的制度实践，“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 的智慧始终闪耀着理性光芒。它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政治的良性运行，始于对职责的敬畏。君主不耽于权柄之乐，而思 “何以为天下王”；臣子不逐于爵禄之利，而念 “何以为民之役”，方能如《周易》所言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在现代治理语境中，这种 “职责分明” 的智慧更具启示：无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还是社会分工的协作，唯有各知其 “难”，各尽其责，才能避免 “越位” 与 “缺位” 的双重困境。正如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以垂范后世，今日我们重读 “克艰” 之道，亦当在心中刻下对职责的敬畏 —— 这是对传统政治智慧的最好继承，更是对 “政乃乂，黎民敏德” 的当代应答